2024年  第4卷  第4期

栏目
国家公园研究
摘要:
目的 国家公园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类型,是开展环境教育的天然宝库。然而我国国家公园的环境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以推动我国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的发展。
方法 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和比较研究等方法,聚焦于环境教育的具体实践,对比分析了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和我国三江源国家公园在环境教育人才队伍、教育设施、教育课程设计、教育方式、教育内容与受众6个维度的实践现状。
结果 黄石国家公园环境教育实施主体以护林员和队伍庞大的志愿者为主,其教育设施具有包容性和平等性,课程标准与教育标准相适配,内容全面、方式多样、受众群体广泛,但在社区参与和教育质量方面有待提高;三江源国家公园环境教育依靠当地社区和非政府组织,开展高质量的环境教育,但面临着人才不足、课程标准不明晰、面向受众少等问题。
结论 通过对比两个国家公园环境教育实施的差异,总结各自的优点和不足,提出我国应加强环境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环境教育设施、制定系统的环境教育课程、多渠道扩大环境教育受众群体的建议,提高公众对自然保护的认知和参与度,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摘要:
目的 亚洲象国家公园候选区是我国亚洲象保护和缓解人象冲突的关键区域,探索切实有效的人象冲突缓解措施是亚洲象国家公园候选区的重要任务,对保障当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在分析研究区域人象冲突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亚洲象国家公园候选区实际,提出切实有效的人象冲突缓解对策。
结果 实践表明:①栖息地恢复工程能够提升栖息地适宜性较高斑块之间的连通性,扩大适宜栖息地面积及完整性;②计划烧除能有效增加亚洲象的食源,减少亚洲象扩散到森林外采食农作物的频率;③监测预警是有效保障当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措施,需进一步建立健全亚洲象监测预警体系;④受损的当地居民能通过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获得一定补偿,但亚洲象公众责任保险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⑤亚洲象肇事补偿金额无法达到当地居民心理预期,需推行惠民政策激发当地居民主动保护亚洲象。
结论 通过亚洲象国家公园候选区建设,科学有序地推进栖息地恢复、计划烧除、监测预警体系、野生动物公众责任险、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关键措施,构建人象和谐、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相统一的亚洲象国家公园候选区,以期对以旗舰物种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公园建设提供参考。
研究论文
摘要:
目的 访客景观偏好的时空特征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访客需求的真实变化,也为优化自然保护地景观环境质量提供了宝贵参考。
方法 以南岳风景名胜区为案例地,综合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和GIS技术,基于社交媒体文本、地理标识照片和移动轨迹数据,提出了“语义、视觉、行为”多源异构数据的深度融合方法,识别了8种访客景观偏好类型,并分别从8个时空维度对访客景观偏好进行定量分析。
结果 ①访客更偏好设施、遗迹和活动3类人文景观,生物景观的开发潜力巨大,地貌和气象景观在高海拔地区更受访客青睐;②景观偏好与实际资源供给存在差异,揭示了规划与访客需求的失衡;③访客的出游时间与农历传统节日相关,单日不同时段存在显著差异;④访客对自然景观的偏好逐年增加,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更为明显,反映出访客亲近自然的需求。
结论 这些发现将为自然保护地的景观规划和提升提供有益参考,为实现景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摘要:
目的 建设布局合理的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中俄跨界自然保护地体系,是维护东北虎种群整体稳定以及恢复我国东北虎种群的努力方向和战略举措。
方法 在研究广泛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阐述了中俄两国东北虎自然保护地分布特点和发展状况,分析了中俄边境地区东北虎跨界迁移新情况,就中俄东北虎保护地合作对接平台提出了建议。
结果 俄罗斯东北虎保护历经百年,在远东地区建立起了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并重、禁猎区和生态廊道相辅的高度发达自然保护地体系。我国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立以后,东北虎保护逐渐走出低谷,进入了关键“窗口期”,其数量增加和分布区扩大对自然保护地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中俄边境区东北虎汇集、渗透、扩散活动频繁,缓解了俄罗斯东北虎种群扩大的区域限制,也为我国东北虎摆脱危机和种群恢复提供了稳定种源。
结论 中俄两国在东北虎保护合作中,边境区东北虎迁移通道的生态环境恢复和保护是工作重点,需要优化边境区两国自然保护地资源,重视生态廊道作用,促进东北虎跨界自然保护地一体化建设进程,实现人虎和谐共生。
摘要:
目的 生态补偿是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重要政策工具。研究生态补偿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作用机制,对完善现行生态补偿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依据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生态补偿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研究假说,并基于云南、湖南两省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78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 ①生态补偿能显著提高农户生态保护积极性;②农户的心理变量(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既对其生态保护意愿具有显著正向直接影响,也通过生态保护意愿变量对农户生态保护行为产生间接影响;③农户生态保护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其生态保护行为;④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及种植规模在不同假设路径中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受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的农户更愿意实施生态保护行为,而收入水平越低、种植规模越大的农户更为关注生态补偿政策,依赖补贴性收入;⑤各个保护区在不同假设路径中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主要与保护区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结论 研究最后从构建精准高效的生态补偿政策体系、提高农户参与生态保护的心理预期和探索共建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新机制三方面提出建议,有助于厘清自然保护区农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背后的逻辑关系,对于引导农户参与生态保护、促进生物多样性蓬勃发展、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摘要:
目的 在野生动物加速灭绝的背景下,根据“昆蒙框架”和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意见的目标要求,提出构建野生动物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方法 论述野生动物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通过确定补偿与受偿主体、市场化补偿方式以及激励性补偿标准等实现制度构建。
结果 通过野生动物的保护需要与生态补偿的普适要求明确制度构建的必要性,以公共物品与外部性理论为指导,以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为实践基础论述可行性。在制度构建上,将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优化和重点开发区域以及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确定为野生动物受益和保护地区,分别作为补偿与受偿主体。提出野生动物增量责任指标交易,推动补偿与受偿主体间就野生动物增量责任指标进行市场化补偿。提出以费用分析法为基础,测算野生动物保护基础成本为下限值,通过野生动物增量责任指标交易实现对受偿主体的激励性补偿。
结论 野生动物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将各社会主体纳入生态补偿体系,通过全社会间野生动物增量责任指标的市场化交易,实现对野生动物保护主体的激励性补偿,持续作用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摘要:
目的 分析江山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土地覆被动态变化,评估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方法 以 1991、2001和2021年三期Landsat 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采用最大似然法和转移矩阵对江山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土地覆被动态变化及其转变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①最大似然法能够较准确地提取保护区土地覆被类型,总体精度在90%以上,阔叶林易被错分为针叶林。保护区土地覆盖类型以阔叶林为主,其次是针叶林和竹林。②1991—2021年,无林地和竹林面积显著减少,分别减少了77.74%和55.91%。阔叶林和针叶林面积显著增加,分别增加了19.26%和114.44%。③保护区土地覆被转入和转出面积最大的类型分别是阔叶林和竹林,分别为19161201 hm2;阔叶林增加主要来源于竹林和无林地,两者分别占阔叶林转入总面积的53.08%和30.48%。需要对毛竹林入侵针叶林和阔叶林现象加强管控,避免生物多样性退化。
结论 近30年江山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植被质量显著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为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摘要:
目的 随着林产品国际贸易的开展,森林可持续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森林认证作为促进森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探究其对林产品贸易的影响,对林产品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符合中国的“双碳”目标。
方法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采用2001—2021年中国与95个主要林产品贸易国的出口数据,利用泊松伪最大似然模型(poisson pseudo-maximum likelihood regression,PPML)定量分析森林认证对中国林产品出口的影响;同时将森林资源禀赋作为中介变量纳入研究框架,研究森林认证对中国林产品出口的影响机制。
结果 中国和木材来源国的森林认证对中国林产品出口有显著促进作用,进口国环境标准对中国林产品出口有一定壁垒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森林认证通过提高中国的森林资源禀赋促进中国林产品出口;异质性分析表明,森林认证对加工林产品和高环境标准国家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而木材来源国的森林认证仅对高标准国家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结论 中国要持续推动森林认证发展,积极完善森林认证体系,提高国际认可度,同时应为认证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应加强森林资源保护,提升森林资源禀赋,以实现森林可持续发展,从而提升中国林产品绿色竞争力。
摘要:
海洋保护区网络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和提升种群恢复力的关键工具,其生态连通性作为有效设计和管理海洋保护区网络的重要参考而备受关注,然而关于生态连通性却很少被纳入我国海洋保护区的规划中。希望通过对已有关于保护区连通性的研究和案例的系统梳理,为我国海洋保护区网络生态连通性设计提供参考。本研究基于公开数据库,以海洋保护区和生态连通性为主要关键词进行搜索,系统总结生态连通性研究方法和影响因素,并结合影响因素分析国际上公认的成功案例,总结其运用经验。文献搜索显示,针对保护区的连通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近20年,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仍比较匮乏。已有研究通常采用生物物理模型和遗传推断分析法等手段评估保护区的生态连通性。在全球已评估海洋保护区中,生态连通性良好的仅占44%,且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差异较大。作为影响海洋保护区生态连通性的主要因素,海洋环境、生物特征、人类活动、气候变化是保护区网络规划实践中的重要考量。鉴于我国目前缺少保护区网络连通性研究与实践的现状,在对上述研究结果和案例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建议未来加强保护区生态连通性研究,同时未来保护区建设应综合考虑多因素影响。
摘要:
目的 科学评估河口三角洲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质量的影响,剖析区域生境质量下降的内在原因,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方法 以辽河口为研究区,在“3S”技术支持下,对1980年、2000年和2020年间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InVEST模型研究辽河口生境质量变化。
结果 1980—2020年,辽河口陆域生态空间显著扩张,陆域面积增加379.50 km2。陆域中:湿地面积增加最多,总计373.17 km2;未利用土地面积减少最多,其中沼泽地减少240.06 km2;建设用地的变化最剧烈,动态度为2.52%。通过InVEST模型分析,生境退化指数表明1980—2020年辽河口生境退化较严重,中、高度退化的面积不断增加,生境退化程度高的地区主要是林地、草地剧烈减少的大凌河周边;生境质量指数表明1980—2020年辽河口生境质量均值逐渐下降,辽河口东部地区、西部的大凌河流域及其两侧的地区生境质量指数较低。生境质量为好和中等的占比减少9.55%和4.48%,生境质量为较好和较差的占比增加6.71%和6.21%。
结论 生境质量受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生境质量的降低与生境退化主要与草地、林地、沼泽地的减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