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遗产地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3年9月，我国共有14处世界自然遗产和4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简称“混合遗产”），成为世界上拥有自然和混合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的显著特点是遗产地内及其周边区域分布有不同规模大小的社区，自然遗产与社区之间互动关系悠久、人类活动影响深刻。国际上对遗产地社区的态度从排除社区到逐步认可社区的存在，并重视其对遗产保护的积极作用^[1]。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广泛认可了当地社区、其传统和生活方式特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呼吁发挥遗产地当地社区的正向作用，加强社区参与^[3−4]，促进更可持续的遗产保护^[5−7]。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产地威胁和保护建议、旅游发展，以及社区参与和社区规划等方面。例如，周年兴等^[8]定量统计了世界自然遗产地面临的威胁，提出了中国自然遗产地保护策略；张德顺等^[9]总结了濒危世界自然遗产的“濒危”原因和“脱危”措施，并分析了中国云南三江并流遗产地的主要威胁因素和保护政策；杨桂华等^[10]、夏汉军^[11]、罗芬等^[12]则从自然遗产地旅游开发、解说体系、服务质量等角度进行了研究；庄优波等^[13]基于黄山、泰山、九寨沟遗产地总体规划分析了世界自然遗产地社区规划的趋势。然而，关于社区对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影响的系统分析还相对缺乏。因此，本研究在综合分析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社区的国内研究文献和世界遗产保护状态评估报告的基础上，探讨了社区活动对遗产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以期为遗产地的生态保护、社区协调发展及科学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1.   中国自然遗产地类型与分布

1.1   自然遗产地概况

自然遗产是地球上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自然景观，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确认，是人类罕见、无法替代的财富。本文研究的世界自然遗产包括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其中，自然遗产地与自然遗产OUV（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区别为自然遗产地内包含着自然遗产OUV价值的整个自然环境地域，而自然遗产OUV只包括含有自然遗产价值的OUV表征要素的区域。

截至 2023年9月，全世界范围内共有1 199项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较多，共有933项；自然遗产相对较少，只有227项；而混合遗产最为珍稀，仅有39项。我国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成员国后积极申遗，自1987年首战告捷申报成功之后，截至2023年底共申报成功57项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较多，有39项；自然遗产相对较少，只有14项；混合遗产有4项。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18个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中，有13个遗产地主体为山岳，另外3个遗产地（黄龙、三江并流、青海可可西里）也包含着山地环境，因此对山岳型自然遗产地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1.2   中国自然遗产地区位分布及资源现状

我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分布在34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南方多、北方少，分布不均匀（表1）；且多分布于我国的西南部地区，尤其是在四川省、贵州省以及云南省有较多遗产地分布，其次分布在东南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而我国地域广阔，自然资源丰富，西北地区、长城以北地区以及南岭以南地区自然与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但是目前成功申报或提名的遗产地数量十分少。

表  1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Table  1.  China's World Natural Heritage List

序号	遗产名称	遗产类型	申报时间（年-月）	所处经纬度
1	四川黄龙风景名胜区	自然遗产	1992-12	32°45′15″ N、103°49′20″ E
2	四川九寨沟风景名胜区	自然遗产	1992-12	29°20′00″ N、110°30′00″ E
3	湖南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自然遗产	1992-12	33°05′00″ N、103°55′00″ E
4	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	自然遗产	2003-07	27°53′42″ N、98°24′23″ E
5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自然遗产	2006-07	30°50′00″ N、103°00′00″ E
6	中国南方喀斯特	自然遗产	2007-06一期、2014-06二期	–
7	江西三清山	自然遗产	2008-07	28°54′00″ N、118°03′00″ E
8	中国丹霞	自然遗产	2010-08	–
9	云南澄江化石遗址	自然遗产	2012-07	24°40′08″ N、110°37′54″ E
10	新疆天山	自然遗产	2013-06	43°79′18″ N、88°30′00″ E
11	湖北神农架	自然遗产	2016-07	31°45′59″ N、103°00′00″ E
12	青海可可西里	自然遗产	2017-07	35°50′00″ N、90°00′00″ E
13	梵净山	自然遗产	2018-07	27°53′44″ N、108°40′48″ E
14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	自然遗产	2019-07	32°55′55″ N、121°1′0.53″ E
15	山东泰山	混合遗产	1987-12	36°16′00″ N、117°06′00″ E
16	安徽黄山	混合遗产	1990-12	30°10′00″ N、118°11′00″ E
17	四川峨眉山-乐山大佛	混合遗产	1996-12	29°32′41″ N、103°46′9″ E
18	福建武夷山	混合遗产	1999-12	27°43′00″ N、117°41′00″ E
注：数据截至2023年12月。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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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内分布着峨眉山-乐山大佛1个混合遗产以及黄龙风景名胜区、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和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等3个自然遗产，贵州省内分布着中国丹霞、中国南方喀斯特和贵州梵净山等3个自然遗产，云南省内分布着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中国南方喀斯特和澄江化石遗址等3个自然遗产。中国丹霞以及中国南方喀斯特两类遗产地的分布较为松散，分布在不同的省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他的世界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均只在一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中有分布，如黄山这一混合遗产位于安徽省、三清山位于江西省、新疆天山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武夷山位于福建省、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位于湖南省、泰山位于山东省、湖北神农架位于湖北省、青海可可西里位于青海省、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一期）多属于江苏省。

2.   中国自然遗产地社区的特征和关系

2.1   中国自然遗产地社区分布概况

社区（community）一词最早被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于1881年首次使用，是指“由具有共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的社会团体或共同体”^[14]。遗产地社区是指居住在遗产地及缓冲区范围内，具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和生产生活设施，对本社区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和共同文化，所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遗产地附属社区则包括了遗产地社区和遗产地缓冲带范围内及遗产地周边的社区。遗产地社区分布数量根据每个遗产地的边界内包含的乡镇级别社区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乡镇行政边界数据（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

我国18个自然遗产地中，除澄江化石、青海可可西里、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一期外，其余15个遗产地及其缓冲区均与其所在的乡镇级社区存在区位联系（图1）。从图1可以看出，云贵川地区的自然遗产与人类社区的关系更为紧密，其中以三江并流的57个乡镇级社区和四川大熊猫栖息地36个乡镇级附属社区为多，是因为这两个遗产地的核心区面积和缓冲区面积较大，故而与社区的联系较多。而南方喀斯特和中国丹霞的数量较多则与其在全国范围内有数量分布有关。除此之外，混合遗产均为山岳型自然遗产，且旅游开发较早，社区多迁出山岳核心区，其附属社区多为山脚下部分以旅游业为主要发展产业的社区。

图  1  自然遗产地与社区的空间关系

Figure  1.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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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遗产地社区类型及其与遗产地的关系

从自然遗产地与社区的空间关系看，可以将社区分为遗产地内社区、在遗产地边缘或与缓冲区交叉重叠的毗邻社区以及分布在缓冲区的缓冲区社区（图2）。据14个自然遗产地和4个混合遗产地社区统计（图2），缓冲区内遗产地社区所占比例最大，为44%。值得注意的是遗产地内社区数量依然较大，33%的社区在遗产地内部，社区居民行为直接影响着遗产地生态环境。

图  2  自然遗产地社区数量占比

Figure  2.  Proportion of Communities in Natural Heritage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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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社区与遗产地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进一步将社区划分为共生型、共存型和冲突型^[15]。共生型指社区和遗产地同时存在并相互依赖，两者之间互利共生，形成了良性互动、长期共生的关系，共同维持着遗产地OUV可持续发展。共存型指社区和遗产地同时存在，但两者之间影响不大。这种类型多存在于遗产地边缘的社区，远离遗产地核心景区和主要门户，受到遗产地旅游和管理政策影响较小，且对遗产地OUV价值影响较小的社区。冲突型指社区和遗产地同时存在，并且存在直接冲突。这种冲突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例如人-野生动物的冲突，社区利用和核心资源遗产地的矛盾，这些矛盾对遗产地OUV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威胁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

3.   社区活动对自然遗产地的影响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采集聚焦于学术性中文文献和世界自然遗产的评估决议报告。学术性中文文献采用文献统计法，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中文文献数据源，将检索范围限制在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社区影响。考虑研究的时效性，将检索时间范围设定为近20年（2004-01-01至2023-12-31）。将检索范围限制在“主题='自然遗产' and 主题='社区' ”，并按照中国14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和4个混合遗产地名录（表1）逐一搜索每个遗产地研究文献，共检索到167篇相关文献。根据文献内容必须涉及“社区活动对遗产地生态环境影响”为依据，对初选文献进行再次筛选，选择相关的研究论文和综述，剔除与研究主题不符文献，最终获得56篇文献样本。

同时检索世界遗产大会对中国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状态（state of conservation, SOC）评估决议报告（简称评估决议），其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网站(http://whc.unesco.org/)，搜索时间和遗产地名录与文献样本设定相同，最终获得65份评估决议报告数据样本。对文献样本和评估决议中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环境影响的社区活动类型进行分类和统计。文献样本和评估决议中涉及的相同遗产地的同一类型社区活动，频率只记做一次。

3.2   负面影响

结合前人的研究文献和世界遗产的评估决议，统计和归纳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和混合遗产地社区和附属社区对遗产地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社区活动约有30种（表2、表3）。从居民行为角度来看，可分为社区生活、社区生产、旅游宗教和其他四大类；从数据分析来看（图3），中国18个世界自然和混合遗产地内及其附属社区活动对遗产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来源于社区生活（35.7%）和社区生产（32.9%）。

表  2  世界遗产大会对中国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状态评估决议

Table  2.  State of Conservation of China’s World Natural Heritage by World Heritage Congress

序号	名称	威胁
1	黄龙风景名胜区	管理系统/管理规划（1998）
2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	旅游影响/访客/游憩；大量游客住宿及相关基础设施（1998）
3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地震；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管理规划（2010）
4	中国南方喀斯特	治理；管理系统/管理规划（2021， 2019， 2017）
5	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	商业狩猎（2021， 2019）；大量游客住宿和相关基础设施（2019，2008）；管理系统/管理计划（2023，2021， 2019， 2017， 2015， 2013， 2012， 2011， 2010， 2008， 2007， 2006）；采矿（2023，2019， 2017， 2015， 2010， 2008， 2007， 2006）；供水基础设施（2019， 2017， 2015， 2013， 2012， 2011， 2007， 2006， 2005， 2004）；采矿（2021， 2017）；供水基础设施（2021， 2017）；非法活动（2023，2015）；用地转换（2010， 2008）；身份、社会凝聚力（2007）、当地人口和社区的变化（2007）；旅游/游客/游憩的影响（2023， 2021， 2006）
6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空气污染（2021， 2019， 2017）；地面交通基础设施（2021， 2019， 2017）；旅游/游客/游憩的影响（2021， 2019， 2017， 1998）；地表水污染（2019， 2017）；管理制度/管理计划（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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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社区活动负面清单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on the negative community activities for Natural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社区活动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															中国自然和文化混合遗产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黄龙	九寨沟	武陵源	云南三 江并流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中国南方 喀斯特	三清山	中国 丹霞	澄江化石遗址	新疆 天山	湖北神农架	青海可可西里	梵净山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泰山	黄山	峨眉山-乐山大佛	武夷山
社区生活	建房			√		√		√	√	√	√			√	√					√
	垃圾污染				√	√		√	√	√		√			√	√		√	√	√
	水污染		√		√	√		√				√			√	√		√	√	√	√
	噪声污染				√	√						√			√				√	√	√
	道路建设和交通				√	√				√				√	√			√
	筑坝														√
	电力设施							√
	通信设施							√										√
	水利设施					√				√
社区生产	农耕开垦					√	√	√		√
	农药化肥使用							√		√	√				√	√
	垦荒					√	√				√
	放牧					√	√	√		√		√		√				√
	采集非林木产品						√	√		√								√		√
	林下种植经济作物																			√
	采伐薪柴						√	√							√
	砍伐林木							√			√		√	√
	偷猎和非法猎捕					√	√							√	√	√
	畜禽养殖					√				√				√	√
	渔业活动									√
	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		√
旅游宗教	餐饮住宿和旅游设施建设		√	√	√	√		√	√				√	√	√			√	√	√
	游客经营和接待活动		√	√		√			√			√	√	√	√			√	√	√	√
	宗教活动		√						√	√								√		√
其他	灾害（火灾）																		√
	土地利用转变				√	√				√	√			√		√			√	√	√
	开矿					√					√
	采石挖沙												√
	水利水电开发					√
	盗采化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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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和混合遗产地的社区活动负面影响单项频率统计

注：N=18；深色上对角线柱状代表社区生活类；浅色下对角线柱状代表社区生产类；50%点线柱状代表旅游宗教类；深色下对角线柱状代表其他类。

Figure  3.  Frequency of negative impact of community activities in China’s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Mixed Heritage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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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生活中，居民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和水污染频率最高，在11个遗产地均有发现，占所有中国世界自然和混合遗产的66.1%；其次是居民建房，出现频率占所有中国世界自然和混合遗产的50%；配套基础设施（电力、通讯）的建设也对遗产地生态环境产生了威胁。社区生产活动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为放牧（N=7），牛羊超载对遗产地生态产生的负面影响；其次是采集非林木产品，农药化肥使用、偷猎和非法猎捕，均在5个遗产地发现为负面影响因素。农耕开垦、砍伐树木、畜禽养殖（N=4）也是对遗产地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居民生产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旅游活动的主体虽然是旅游者，但居民旅游接待的负面影响依然对遗产地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在12个遗产地显示居民为开展旅游而从事的建设、扩建、游客经营和接待活动对遗产地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占所有中国世界自然和混合遗产的66.7%。居民所产生的土地利用改变、居民参与的开矿、采石等因素，也是遗产地的威胁因素，但随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力度的增加，近几年这些威胁对遗产地影响显著减弱。

从各遗产地的负面活动统计，除无人区可可西里遗产地外，其他17个遗产地内及附属社区均存在对遗产地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社区活动。从社区负面活动类型数量看（表3），三江并流遗产地社区负面活动影响类型最多，为16种；其次是梵净山、中国丹霞、南方喀斯特遗产地，均记载有12种社区负面活动类型；再其次为混合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泰山，负面活动类型分别有10种和9种；九寨沟自然遗产地受居民负面影响较小，社区活动负面种类最少，这可能和九寨沟严格执行“沟内游、沟外住”和限量旅游等管理措施有关^[16]。进一步分析发现，社区活动对遗产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来源主要包括社区建设、生产、生活、旅游等几个方面。

3.2.1   社区建设与生活的影响

社区建设与生活对遗产地产生的威胁：一方面，来自于遗产地及周边社区居民点扩张、道路建设所引起的地面硬化、土壤压实、景观破碎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来自于居民生活产生的环境污染，以及与居民生活相关的水电、通信等配套设施建设（图4）。由于我国自然遗产地内存在大量居民，居民家庭人口增长以及旅游接待需求的增加，使得居民住房建设需求增大。居民点扩张引起的地面硬化、土壤板结，降低了雨水渗透率，改变了原有植被和土壤性质，导致周边植物活力和再生能力降低，甚至可能对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造成威胁（图4）。同时，随着国内乡镇道路建设加速和旅游发展，遗产地道路建设和运输也会通过改变自然基质影响物质循环和生态系统结构，加剧景观破碎化，破坏沿线植被。道路的通达性也可能增加人为干扰风险，加剧了噪音、光污染和空气污染，会直接或间接对遗产地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威胁。在2017年和2019年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评估决议中也有体现（表2）。

图  4  自然遗产地社区活动和生态环境负面影响归纳

Figure  4.  Negative ecological influence of community activities in Natural Heritage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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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遗产地内以及周边社区居民生活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污气排放和噪音，可能污染生态环境。重要栖息地周边居民点的环境污染甚至会改变遗产地内野生动植物的生长环境，影响野生动植物种群和栖息地^[17]。峨眉山^[18]、梵净山^[19]、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卧龙·四姑娘山·夹金山脉^[20]均存在社区居民生活垃圾的污染问题。同时，遗产地内及周边社区居民生活所需的通讯、电力设施建设，可能会中断生态廊道，影响野生动物迁徙，特别是电线对迁徙鸟类造成阻碍和威胁。

3.2.2   社区生产影响

社区生产活动主要涉及居民从事农耕、放牧以及采集森林非木质产品等，这些活动依赖于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及生态系统。在我国的自然遗产地区，居住的社区居民往往世代相传，依赖于这些自然资源作为获取生产资料和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在人与自然长期共生的历程中，许多遗产地区域形成了和谐共处的状态。然而，随着社区内部人口的增加和外部开发的加剧，过度利用资源、不合理的化肥和杀虫剂使用等行为开始对自然遗产地的生态系统构成威胁（图4）。不合理开垦或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过度放牧、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如渤海湾候鸟栖息地曾因为农业活动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以及水产养殖活动中饵料的过度投放，引起湿地水质污染和严重富营养化，赤潮频发，从而影响鸟类的食源安全^[21]。

同时，林木砍伐依然是遗产地社区产生的主要生态威胁之一（表3）。例如，云南三江并流等自然遗产地^[9]，过度砍伐造成的森林减少，土壤和周边植物受损，大面积砍伐甚至会造成植被生态破坏，加剧水土流失。自然遗产地区通常生物多样性丰富，包含大量有用的药材、花卉、野菜、菌类等非木材森林产品，当地村民形成了长期的采集和使用习俗，这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经济来源。虽然在管理层面有禁止采集遗产地内自然资源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很难完全禁止村民的这种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律禁止偷猎和非法猎捕，但在诸多自然遗产地仍然发现，外来或周边社区居民对野生动物进行非法捕捞和偷猎以获得经济利益^[9，22]。随着新冠疫情引起的反思，严格的执法打击和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提升，相信未来偷猎和非法猎捕活动会显著减少，可有效减少对野生动植物的威胁。

3.2.3   旅游和宗教活动影响

在遗产地旅游活动中，大型的旅游设施和相关建筑多由政府和大型开发商主导，而很多社区从事个体经营、自营餐饮住宿（农家乐）接待旅客，从而获取收益。随着游客数量增加，一些遗产地内和周边居民为扩大旅游接待能力而增建房屋^[23−24]，加剧地面硬化。居民在旅游服务设施扩建、改建和翻修过程中，因为不合理施工可能对其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和林木植被造成破坏，并侵占或割裂了植物原有生境，造成野生植物生境退缩；并且旅游接待所产生的固体废渣、污水排放、大气污染、垃圾^[25]，也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我国自古有“天下名山僧占多”的传统，各大名山大多是重要的遗产地，兼具生态保护和宗教圣地的功能。早期宗教活动，例如烧香等产生的空气污染大多是香客引起，但遗产地居民大多信仰当地宗教，从事宗教活动也不可避免引起空气污染。

3.2.4   其他活动影响

自然遗产地内和周边社区对遗产地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还包括增加火灾隐患^[25−26]、转变土地利用^[27−28]等威胁因素。遗产地内和周边社区生火取暖、燃放烟花爆竹等，增加了火灾隐患^[26]；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转换，侵占原有自然植被，用于生产生活用地，会改变原有植被，引起生态环境破坏。例如，研究发现^[28]武夷山保护区曾出现因发展茶叶种植而引起大面积毁林种茶、弃农种茶现象，天然林的毁坏引起景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对武夷山保护区的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3.3   正面影响

3.3.1   稳定的社会结构和保护信仰促进了自然遗产的保护

我国自然遗产地内和周边社区大多世代定居于此，通过血缘氏族关系或者以地缘关系自然聚居，逐渐形成了传统村落。悠久的定居历史，遗产地社区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紧密的邻里关系，也潜移默化地孕育了共同的地方感、具有地方特色的乡规民俗和“自然信仰”，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自然遗产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从生态的角度来说，这些地方的自然信仰和乡规民俗促进了自然遗产生态环境的保护。例如，九寨沟世界遗产地村寨藏民出于对苯波教（又名苯教）的信仰，相信万物有灵，山上的一草一木也一样有着灵性，禁止任何破坏，促进了九寨沟瑰丽的自然山水人人保护、世代相传^[29]。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多民族融合的云南三江并流遗产地，多宗教信仰促进了自然圣境(sacred natural sites)的形成和传承^[30]，促进了自然遗产地生态环境的长期保护。

3.3.2   长期形成的人与自然良性循环

自然遗产地不仅代表了重要的地质、生物演化过程，也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突出例证。在很多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都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生命共同体。维持在弹性范围内的人类利用和干扰，不仅不会引起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反而有利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我国自然遗产地拥有悠久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新疆天山、三江并流等自然遗产地的草原生态系统就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动态平衡的典范。传统上，遗产地社区的牧民、牲畜和草原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良性循环的草-畜-人（包括野生动植物）草原生态系统。在这个自然循环系统中，牧草是草原的第一性生产力，放牧是草原生态系统的驱动力，牧民是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牧业是草原生态系统遗产地社区的主要来源。牧民有序组织着牛、羊等牲畜的放牧、转场，促使牧草与家畜采食达到动态平衡，促进草场地不断更新与持续利用，维持草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除了草-畜-人草原生态系统，我国自然遗产还存在着人-鹤、人-朱鹮等共生系统^[31−32]，人类社区与野生动物形成长期稳定的共生关系，共同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维持着生态系统的长期健康。

3.3.3   独特的人地文化、人与自然耦合系统/社会生态系统

中国遗产地自然与原住社区有着悠久的依存关系，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而和谐的人地关系。自然与人文交融，是一个自然-人类-社会复合生态系统^[33]，也是国际上称为的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ESs）^[34−35]和“人与自然耦合生态系统”（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CHANS）^[36]。中国自然遗产具有自然与人类社会、遗产及周围环境高度融合的特征，是“人地互动”“天人合一”的千年中国风景智慧的沉淀^[37]。

同时，中国自然遗产地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体现，稻米农耕、采茶制茶等一系列生产生活活动，充满着当地社区对于自然的哲学思考；取之自然、融于自然，是人地互动模式的动态体现，也形成了遗产地稳定和谐的自然-人类-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例如武夷山遗产地居民对茶的利用和改造，形成了上千年的人与自然互动关系，孕育了武夷山悠久的茶文化，从采茶-制茶-产品整个产业链支撑了整个武夷山社会经济，也缔造了稳定的茶-人-山复合生态系统。而这种独特的人地文化正是人地互动的产出，更是因为居住于遗产地及周边的社区居民而得到传承和活态展示。

4.   调控对策

社区活动对自然遗产地生态环境既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也存在积极的正面效应。例如，社区居民的不合理生产和生活活动可能会导致自然遗产地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以及遗产地独特价值(OUV)的威胁。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社区与遗产地的合理互动能够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遗产地社区的稳定社会结构和保护信仰，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人地文化，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策略，旨在减少社区对自然遗产地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增强正面效应，推动自然遗产地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1）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社区活动的精准管控。

对遗产地及缓冲区的居民住宅、交通道路、配套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扩建开展实施前的环境影响评估，全面评估对遗产地生态环境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考虑多个项目之间的累积复合影响作用。以生态承载力为刚性约束条件，从承载力评价制度走向承载力管理机制^[38]，管控居民人口和行为，动态把握保护和利用的平衡点。加强管理措施的精准化，提倡“一园一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管控措施。允许本地居民合理的农耕放牧、自然资源采集等行为，而对于生态系统产生不良影响的社区行为，例如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过度使用，采取控制、禁止措施，并提供有机可替代方案。

2）提升动态监测水平，提高社区自主监测能力。

完善自然遗产地生态环境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社区活动负面影响的指标监测。加强科学智能监测技术的运用，提升动态监测水平，构建自然遗产地生态环境的智能化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实时监测和及时管控，减少社区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鼓励社区参与环境监测，发挥社区力量，构建科学全面且易于观察的社区自主监测指标评估体系。通过社区居民长期生活其中的观测，及时发现遗产地生态环境的时空变化，实现尽早发现尽早干预，共同维护自然遗产地生态环境健康。

3）加强社区多方位参与，激发社区保护力量。

构建多方位的社区参与机制，扩大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促进社区居民向遗产地建设者、保护者和管理者的多重身份转变。优先聘用当地社区居民，提供公益和管理岗位的社区参与机会，向当地社区倾斜优惠政策和收益分配，提高居民福祉。建立社区居民意见采纳和反馈机制，让社区居民参与到遗产地规划、管理和决策中。通过这些方式调动居民主动参与到遗产地的生态保护中，激发社区保护潜力。遗产地社区居民对于遗产地具有更深厚的土地感情，拥有地方特色的乡规民俗和悠久的“自然信仰”，对遗产地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巨大力量。

4）重视人地文化，维护人与自然耦合系统良性互动关系。

在中国风景中，遗产地自然物象突破了简单直白的外在形态，以更高层次的精神寄托和追求所存在，自然山水具有高度的文化和精神价值^[39]。重视中国自然遗产地悠久的文化和精神价值，注重对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中“人地互动”“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的保护和传承。正视社区活动对于遗产地生态环境的正向作用，将人类活动作为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人类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全局性、整体性和关联性的观念来对待和管理遗产地自然-人类-社会复合系统，维护系统的良性互动关系和动态平衡，以实现系统长期的可持续性。

5）开展适应性管理，维持自然遗产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开展适应性管理，细化遗产地OUV保护价值和居民需求，加强保护和利用的时空动态性和适应性。实施精细化分区和精准化管控，对各功能分区内社区活动方式和强度实行差别化管控^[40]，形成社区活动鼓励和禁止清单，开展适地适时适宜的管控措施。有助于减少社区活动对自然遗产地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提升居民的正面效益，实现社区发展和保护的协同发展，共同维护遗产价值，维护自然遗产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本研究从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层面探讨了社区活动类型及其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正负影响，但不同遗产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弹性和恢复力不同，对于不同的居民活动其抗性也存在差异。进一步研究可将遗产地生态类型类别化，从而分别探讨不同生态类型遗产地脆弱性和韧性，定量化探究居民对不同生态系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