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我国自然保护区数量与面积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且基本形成保护类型齐全、功能较为完善、布局基本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1]。但我国自然保护地资源管护主要依赖自然与文化的“二分法”原则，对自然资源和文化景观采用完全分离的保护方法^[2]，而现实中却有不少文化遗产区与自然保护区边界重叠及文化线路穿越自然保护区的情况。自然保护区限制人为活动、“生态移民”等相关措施忽视了保护地内的文化景观内涵与文化遗产价值，以及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性^[3]，影响文化景观延续与复兴。而且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作为生态管控的重要区域，长期存在着人地关系紧张^[4]、人居空间与自然环境矛盾频发等问题^[5]，并对社区居民情感产生重要影响^[6]。

近年来，随着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日臻完善，部分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自然保护区内具有人文景观关怀的人居空间问题，提倡保护生物多样性要与乡土文化传承并行^[7]，实现自然保护地与原住民乡村社区协同发展^[8−9]。保护区范围内的乡村聚落分布特征^[10]、演变规律及其驱动机制也逐渐受到关注^[11]。但目前研究多聚焦于传统聚落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趋势，将传统聚落当作同质化的物质类型，忽视了不同聚落本身所具有的多样化景观特征，更缺乏对聚落景观多样性与区域文化传承、社区和谐发展相互关系的探讨。

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地处我国一二级阶梯分界线上、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地区，该地鲜明的地域特征融合多样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促成了极具山地民族特色的多样化聚落景观。而作为以保护大熊猫栖息地及其生态系统为主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在保护建设过程中，忽略了当地原住民特有的风俗习惯、功能需求、审美文化，阻隔了不同地区民族文化之间的交互交流，导致周边区域的乡土聚落景观结构形式单一、建筑风格统一、景观风貌趋于同质化与现代化、地域特征与景观多样性丧失，进而降低了该地区多民族的地域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阻碍了多民族文化的传承延续与国家公园周边社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以区域聚落景观多样性为切入点，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为研究案例，通过量化手段与质性研究，分析该地区及其周边乡土聚落的景观多样性以及当代演变趋势，探究国家公园建立对区域聚落空间分布、聚居结构、民居建筑、文化景观演变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调解国家公园与周边地区的人地矛盾、保护区域自然与文化景观多样性、制定国家公园内部及周边社区管控策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奠定基础。

1.   研究区域概况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大熊猫国家公园由岷山片区、邛崃山−大相岭片区、秦岭片区、白水江片区组成，其中岷山片区地跨川甘两省，涉及北川、平武、松潘、茂县等12个县市区，介于103°28′9″~105°34′7″E、31°2′49″~34°11′57″N之间，面积约10 013 km²，占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的45.5%。区内水系发达，整体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呈河谷深切、山大峰高、地表崎岖等特点，是全球地形地貌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区域海拔在630~5 500 m，常见相对高差1 000 m以上的深谷。由于区域内山脉纵横、地形复杂，小气候复杂多样，植被分布垂直带谱明显，生境类型丰富，拥有雪豹（Uncia uncia）、黑熊（Ursus thibetanus）、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e）等丰富多样的物种资源，更是数量最多、密度最高、局域种群数最多的野生大熊猫分布片区^[12]。本研究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及其相毗邻的12个行政区划边界为研究范围，分成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内及其周边地区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分类研究范围见图1。

图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范围

注：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23—2030）》（征求意见稿）改绘，所用底图审图号GS（2022）1873号。

Figure  1.  The scope of the Minshan district of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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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位于横断山系东缘，是历史上民族迁徙和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至今仍为白马藏族、安多藏族、嘉绒藏族、羌族、回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地。历史上多民族文化在此相互交织与碰撞，最终融合形成了多姿多彩、特色鲜明的地区民族文化，也分布着众多各具特色的民居建筑与聚落景观，成为记载地区历史与文化积淀的“活化石”。因此，深入研究该地区的聚落景观多样性，对于挖掘区域人居与自然演变历史，保存民族文化基因，实现国家公园与周边地区的健康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对象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及周边的乡土聚落，重点选取北川、平武、松潘、茂县、汶川等地区景观格局较为完整、景观特征具有代表性的乡土聚落作为研究样本。基础研究数据主要包括：①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以20年为一个阶段，选取四川省1980年、2000年、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 ②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SRTM30m数字高程数据。③行政区划、河流、道路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https://www.webmap.cn）。④2020年乡村聚落点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www.ngcc.cn/ngcc/）。⑤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边界范围，来源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23—2030年）》。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不同尺度对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及周边地区的聚落景观多样性进行研究。在宏观尺度上，主要对研究区域聚落空间分布特征与演变趋势进行定量分析。其中定量分析主要包括以下3种方法：①景观格局分析。以1980年、2000年、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选取斑块面积、斑块个数、平均斑块面积3个景观格局指数，并借助ArcGIS10.2软件提取3期乡土聚落矢量数据（包括聚落斑块、居民点），用数理统计方法分别对3个年份的3个指标进行统计，以分析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及周边乡土聚落的空间分布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特征。②核密度分析。基于ArcGIS平台的核密度分析工具测度乡土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核密度值越高的地区，乡土聚落分布密度越大，可反映特定区域中聚落分布的地域性分异规律。③缓冲区分析。以主要道路、河流抽象提取成线状明确的地理空间要素为中心，向外建立一定宽度的缓冲区多边形，形成缓冲带，将乡村聚落点状要素与缓冲带叠加分析，获取交通干道、河流干流缓冲半径范围内的乡土聚落点数量，以探究其相对分布规律。

在中观与微观尺度上，主要对聚落的聚居结构、民居建筑、文化符号与景观风貌的多样性及演变趋势进行质性分析。相关分析方法参考景观基因分类法^[13]，对聚落自身的景观特征进行识别要素提取，按照“相似类合并”的原则，对不同载体的文化景观基因进行归类总结。将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所呈现的聚落景观特征，分为建筑景观基因（包括聚落结构、民居建筑）、文化景观基因（包括民族信仰、文化习俗）和环境基因（景观风貌）。

2.   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及周边的聚落景观多样性

2.1   国家公园内及周边地区聚落分布特征

通过聚落点核密度分析结果可知，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及周边聚落总体呈现“东南聚西北散”和“研究区域中心（国家公园内）明显少于周边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图2a）。从密度分区上看，研究区域东部聚落点较为密集且连片发展，其中以平武县、都江堰市的聚落分布密度最高，平均聚落密度分别为0.227 和0.219个/km²；西部密度较小且呈点状或组团式分布，平均密度为0.1个/km²左右。大熊猫国家公园处于研究区域中部，居民点数量相对较少，聚落密度最小，仅为0.032个/km²，保护地内外密度相差近10倍。通过地理叠置分析发现，该地区乡村聚落主要集中分布在河流、道路沿线，即在岷江、涪江干流与主要支流及G213、G247道路沿线集聚。

图  2  国家公园内及周边地区居民点分布特征

Figure  2.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ial areas within and around national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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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道路与河流做10 km缓冲区分析（图2b、2c），发现国家公园周边地区63%以上的聚落点分布于河流干流10 km缓冲区内，75%以上的聚落点分布在交通主干道10 km缓冲区内。国家公园内62%以上的聚落点也分布在河流干流10 km缓冲区内，只有57%的聚落点分布在交通主干道10 km缓冲区内。结合实地考察推断，由于国家公园内人口较少，且封闭性较强，对外交通条件差，聚落更倾向于逐水而居，沿主要水系线性分布；而国家公园外的周边地区，道路设施相对完善，交通便利，交通干道相比于水系对聚落分布的影响力更大，聚落分布与道路关系也更紧密。

2.2   聚居结构的多样性

聚居结构是指乡土聚落的总体结构布局，表现为民居、院坝、公共场所等用地组织及路网形式的几何特征关系。在对研究范围内的卫星影像进行全域式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大量田野调查与实地验证，将大熊猫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的聚居结构归纳为四大主要类型：中心聚集型、无中心聚集型、散列型、散点型^[14]（表1）。

表  1  聚居结构类型

Table  1.  Types of settlement structures

大类	构成逻辑	小类/基本图示	特征	卫星影像
中心聚集型	聚落内有一处或多处突出的公共建筑或场所作为聚落的核心，使聚落空间呈现出明确的向心性	中心聚集封闭型	聚居区外围有道路、墙体、崖壁等封闭边界，呈现明显围合
		中心聚集开放型	聚落人工和自然空间构成逐渐渗透过渡的融合关系，呈现出开放、生长的形态
无中心聚集型	聚落内部无明确中心，但共同集中在一个区域内，民居建筑彼此连接或相互靠近，根据空间布局可分为带状、网格状、叠层状	带状	聚落建筑沿水系或道路线性排列，多呈狭长带状
		网格状	聚落有多条纵横通道，房屋建筑多相互垂直、排列整齐
		叠层状	聚落常位于坡地，顺山势层层跌落，紧密聚集，立面具有明显的层叠关系
散列型	聚落民居沿等高线线性排列，各列之间相对独立，无明显聚集，以道路相互串联
散点型	聚落民居以点状分散，彼此之间相对独立，聚集程度低于散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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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地形地貌的影响下，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及周边乡土聚落聚居结构特征主要包括四大类型，其中：中心聚集封闭型主要分布于松潘北部及九寨沟境内，大多为藏传佛教寺院及其衍生聚落；中心聚集开放型主要分布在古代土司、头人驻地及有碉楼分布的聚落中；带状聚集型主要为茶马古道沿途的场镇、街道及当前的乡镇所在地；网格状聚集型主要为古代的关堡聚落与近代由政府统规统建的新村安置点；叠层状聚集型为高山峡谷地区聚落的普遍形式，由于地形与生存安全所迫，大多据险而建、层层叠叠、抱团聚集；散列型与散点型主要分布于地形相对平缓的高原地带，或资源相对充沛且生存环境相对安全的高半山坡，在研究区域的高海拔地区均有分布。

2.3   民居建筑的多样性

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周边的乡土建筑呈现非常丰富的多样化特征，是我国建筑艺术的基因宝库。该地区传统民居以穿斗式、版屋、石砌建筑为基础，结合不同的地理气候、建筑材料与建造工艺，发育出丰富多彩的变体形式，存在着从原始木板房到石砌民居再到现代砖瓦及其中间过渡的各种建筑形式（图3）^[15]。以建筑结构为主可将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的传统民居划分为穿斗木框架民居、石砌民居、下石上木型民居、夯土民居4种主要类型。

图  3  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周边丰富多样的乡土建筑资源

Figure  3.  Rich and diverse local architectural resources around the Minshan district of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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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穿斗木框架民居

穿斗木框架民居（图4）是岷山东部分布最广泛的一种建筑类型，主要分布在青川至都江堰一带，以及松潘县境内岷山山系雪宝顶以东的地区。由于海拔相对较低、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木材丰盛，传统民居大多以木架坡屋顶为主，主体建筑多为独栋式，其主要承重结构为横梁与列柱纵横构成的木框架。室内空间由柱间的木质墙分隔，面阔常为3~5开间，大部分地区建筑为2层。在北川地区，由于气候炎热，部分民居底层吊脚，一层局部出挑为平台，具有干栏式的特征。建筑主要为双坡屋顶，外墙普遍以木板墙或竹篾笆作维护，一层原多以黄泥墙加固，增加保温隔热性能，后来逐渐改为砖墙，或以砖混结构筑底，二层以上再搭建木框架版屋。

图  4  穿斗木框架民居平立面

Figure  4.  Plan and elevation view of wooden framed residential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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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石砌民居

石砌民居（图5）主要分布于岷山西南部的汶川、茂县与松潘镇江关以南的地区。该地区历史上一直有“垒石为室而居”的传统^[15]，民居建筑为当今藏羌民族最具特色的石碉房。石碉房以不规则石材加黄泥砌筑而成，大多为墙承重的筒体结构，室内空间以石墙分隔；少部分为石木结构，外墙以石墙承重，内部以木梁柱承重，并以木墙分隔空间。与穿斗木框架民居相比，石砌建筑的平面尺寸普遍较小，而层数较多，整体向上发展而呈现出“碉”的特征。此类民居以平屋顶为主，部分地区存在局部坡屋顶或全覆盖双坡屋顶，屋顶材料多为片石、石板，林区则采用杉板。

图  5  石砌民居平立面

Figure  5.  Plan and elevation of stone masonry residential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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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下石上木型民居

下石上木型民居（图6）主要分布于岷山西北部的汉、藏、回多民族聚居地区。从松潘小姓沟往北逐渐进入林区，四周山上密布云杉、冷杉等暗针叶林，木材产量增加，因此建筑多以木材建造，但其建筑底层多由石材或黄泥砌筑，二层或三层以上则为木质版屋。这类民居在营造方式上属于汉藏结合型：上层采用汉区穿斗木框架结构，但屋顶常为藏式歇山顶，且上下层之间立柱并不贯通，常见错位搭接的方式。平面布局与石砌民居相似，整体成独立的矩形长屋。房屋大小由室内木柱的多少决定，少则9柱，多可达40柱。建筑底层圈养牲畜，二层以上为人居空间，与石砌民居不同的是，下石上木型民居，一二层之间室内常不设楼梯，而从房屋外部搭楼梯直接进入二层。

图  6  下石上木型民居平立面

Figure  6.  Plan and elevation view of down stone and upwood residential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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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夯土民居

夯土民居（图7）主要分布于岷山西南部汶川县城附近石材与木材资源相对匮乏而耕作土层较厚的地区。其整体结构与石砌民居相似，建筑外墙为夯土墙承重，内部以木框架承重。房间布局紧凑，与其他3种类型相比，房屋空间更小，民居建筑高度通常也较低，多为2层，门窗开口较小，除有过梁的窗洞外，墙体开窗多为小三角形。屋顶多为夯土平屋顶，少部分为铺设石板或瓦片的坡屋顶。

图  7  夯土民居平立面

Figure  7.  Plan and elevation view of Rammed earth residential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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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4种主要的建筑原型之外，根据不同地区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物材料、民族组成、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的差异，衍生出众多的变体建筑形式。如带坡屋顶的石碉房、底层架空的版屋、堂屋做成明间的版屋民居、带天井的合院民居、穿斗小青瓦的藏式院落等，类型丰富、形式多样，是多元民族文化与建造工艺在传播过程中与当地特定地理条件的融合创造，记录着丰富的文化基因与民族交往历史，具有极高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价值。

2.4   文化符号与景观风貌的多样性

作为多民族交汇、交流、交融地区，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自古以来就受到不同族群文化的影响，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符号与绚丽多彩的景观风貌。从宏观基底看：岷山东南部气候湿润多雨，植被丰富茂密，聚落多被青山绿树所环绕，林木与耕地处于你进我退的拉锯之中；而西北部的汶川、茂县一带的岷江峡谷两岸则干旱少雨，植被稀少，除农作物以外，聚落周边仅有耐旱草被、灌丛及零星可数的乔木点缀；北部的松潘、九寨沟等地区地形平缓、降水充沛，山上云杉、桦木连绵成片，山下绿草如茵，聚落则点缀于这塞外草原与农田之中。从标志性景观看：藏族聚落中常有经幡、白塔、玛尼堆、转经廊、藏传寺庙、锅庄广场等景观要素；汉族聚落中常有街巷、市场、城墙、亭台、寺观等要素；而羌族聚落则相对朴实无华，除部分威茂地区聚落耸立碉楼与神树、部分羌寨以索桥对外联通外，其他羌族聚落中很少有标志性景观（图8）。从神位供奉上看：松潘境内大多为藏族聚落，民居顶层常设有经堂、煨桑炉；北川、平武地区，神位为“天地君亲师”位；汶川、茂县则以供奉角角神为主，部分建筑在屋顶四角或后墙的中堆上供奉白石，象征多种自然神灵，也有部分人家在大门一侧设置泰山石敢当雕像（图9）。从建筑装饰上看：岷山西部的松潘地区门窗装饰较为华丽，窗户上方设有巴卡雨搭，逐层挑出的枋口涂以红、黄、蓝、白、黑等颜色，偶尔还进行精细雕刻，其大门上一般都画有佛教八宝等吉祥图案，门头经常悬挂碰头的经幡经文，有的还在门口上方开一小口，里面供白石或刻有经文的玛尼石；茂县、汶川地区的门窗则相对低调朴素，窗户多为简单的花格窗，偶尔能见到羊头纹、牛头纹、回纹等装饰纹样，木质门常为单开门，装饰简单，建筑内外很少出现装饰图案；平武、北川及岷山东部的松潘地区汉式装饰风格明显，出现较多制作工艺精细的花窗、垂莲柱、悬鱼、雀替、垂花门等细部装饰（图9）。

图  8  多样的标志性景观

Figure  8.  Diverse iconic lands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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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丰富的神位供奉形式与建筑装饰

Figure  9.  Rich forms of deity worship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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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发现，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乡土聚落景观风貌在整体上呈现自西北向东南的景观分异特征。受西北高东南低的自然地貌差异影响，聚落在宏观尺度上由西北向东南依次从针叶林、高山草甸、草原畜牧景观，过渡到以干旱河谷草被、耕地，再到针阔混交林、稻作水田的景观特征。在聚落尺度上的景观标志物，建筑装饰与供奉神位表现出鲜明的宗教信仰特征。景观风貌与文化符号受地理与民族的双重影响而遵循着“区隔”与“融合”的发展规律，即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在景观风貌与文化符号上呈现出区域隔离下的差异性；但在同一地区，不同民族的景观风貌与文化符号之间则表现出趋同性。

3.   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及周边聚落景观的演变趋势

3.1   聚落斑块数量减少、规模集中

由于当地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先后设立，岷山片区在管控范围内实行封闭式管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受到挤压，对聚落发展产生一定的限制。从图10和表2可以看出：1980—2020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及周边乡村聚落总面积呈现减小趋势，总计减少了258.49 km²，年均减少6.46 km²。其中，国家公园内总计减少了10.26 km²，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态势。这与当地保护区建立，地方政府为弥补禁伐减少的财政收入转而大兴采矿、水电及旅游开发等经济活动有关，相关举措使得该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变化剧烈。

图  10  1980年、2000年、2020年乡村聚落斑块分布

Figure  10.  Distribution map of rural settlement patches in 1980, 2000, an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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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80年、2000年、2020年乡村聚落斑块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 patches in 1980, 2000 and 2020

指标	年份	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内	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周边
聚落斑块数量/个	1980	1013	4972
	2000	812	3991
	2020	731	3631
聚落斑块规模/km2	1980	289.60	5613.35
	2000	296.47	5600.33
	2020	279.34	5365.12
聚落平均斑块面积/(km2∙个−1)	1980	0.286	1.129
	2000	0.365	1.403
	2020	0.382	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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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聚落斑块数量呈递减趋势。其中：周边地区聚落斑块数由4 972块减少到3 631块，总计减少了1 341块；国家公园内聚落斑块数由1 013块减少到731块，占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减少总量的17.38%。然而，国家公园周边地区的平均斑块面积由1.129 km²/个增加到1.477 km²/个，国家公园内聚落斑块平均面积也由0.286 km²/个增加到0.382 km²/个，可见聚落的平均规模均呈增加趋势。大熊猫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聚落总规模与斑块数量同时呈下降趋势，聚落斑块数量下降趋势大于聚落规模下降趋势，聚落平均斑块面积增加，呈规模集中化。这与退耕还林、自然保护等政策指引下，政府引导散点村民集中安置、逐渐向中心村集中等一系列“撤并搬迁”措施有关。

3.2   聚居结构趋于规整化、统一化

随着自然保护区建设、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等工作的展开，众多保护区内的大量居民被迁出至山下平坝与道路沿线统一安置。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北部青川县唐家河自然保护区为例，1983年至1986年进行生态搬迁行动，共搬迁800余户村民，其中唐家河自然保护区腹地中3个自然村的数百户村民全部搬迁到保护区入口处，合并为落衣沟村。类似的集中安置村多为政府统规统建，聚居模式相对规整统一，聚落内部有多条纵横街巷形成总体骨架，房屋按标准样式修建并依靠道路排列为矩形的格局，形成网状结构。此外，因经济发展需要，在涪江上游、鱼子溪等沿线修筑有多个水电站，部分原生聚落遭淹没，重建后的聚落结构也完全变为规整化的带状形式。同时，为了获得最大的交通附加价值，大量乡土聚落搬迁到交通干道沿线，并以交通主干道为轴线呈带状分布。这些被迫或自发行为缺乏正确的管控与引导措施，极大地改变了区域内原本复杂多样、因地制宜的聚居结构特征。

3.3   民居建筑与景观风貌趋于现代化

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景观资源，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旅游消费，在旅游经济的助推下当地的民居建筑与景观风貌逐渐趋于现代化与标准化（图11）。例如：九环线、平松路等沿线的聚落民居已被全部改为钢筋混凝土建筑，外立面被统一刷为红、白、黄等藏族、羌族建筑中提取的颜色，贴上了抽象的图腾纹样，与真正的藏羌传统民居相去甚远。在政府推动的风貌改造中，不少地区原本丰富多样的石砌民居、夯土民居被统一改为现代仿木古建筑，外墙统一刷成白色，原有夯土平屋顶、石板坡屋面等丰富的屋顶形式也被改成红瓦坡屋顶或汉式小青瓦屋面。在临近景区、交通站点的地方，村民则自发对传统民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增加了现代化的厕所、客厅与院坝，甚至在村落附近交通条件便利且地势平坦之处建设了面积超大的现代砖混楼房，以作为旅游接待与民宿酒店。

图  11  逐渐规整化、单一化、现代化的聚落景观

Figure  11.  Gradually regularized, simplified, and modernized settlement lands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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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以来，为减少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内非法活动，提倡可持续生产行为，国家公园（原保护区）及周边社区大力推广养蜂，种植天麻、青蒿、厚朴等药材与樱桃、李子、枇杷等水果，原本季节性变换的农作坡耕地变成了规模化种植的药材林或经济果木林。而原本洪涝频发的河谷地带较少有人耕种或定居，现今均被开发成为规整的田地和蔬果园，极大地改变了区域的山水景观风貌。

3.4   文化交流受阻、景观基因隔离发展

自然保护区划定产生相对的地理隔阂，影响了不同聚落间的人员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文化与技术交流受阻，出现断代与地区分异现象。例如：岷山南部为茂县、汶川、北川等羌族聚居地，由于羌族有语言无文字，民族文化与乡土技艺主要依靠口头的方式进行传播，随着国家公园的建立，村民穿越保护区的交往活动受到限制，导致岷山东西两地在文化符号、人居环境方面的差别越来越大。岷山以西的汶川、茂县地区多在火塘一角供奉角角神，在屋顶供奉白石，而北川地区与汉区交流频繁，与羌族核心区交流减少，因此逐渐取消了角角神的神位，转而供奉“天地君亲师”。在建筑装饰上，茂县、汶川地区的门窗相对简易，装饰较少，但在北川地区汉式风格盛行，羌族房屋也常出现花窗、悬鱼、中脊翘角、垂花门等装饰元素。松龙古道作为松潘向东连接平武、绵阳的重要通道，曾经异常繁华。随着保护区的建立，大量人货均不再从此道通过，导致沿途的商贸聚落快速没落。加之建筑工匠与技术工人的交流阻隔，保护区两侧的聚落风格呈现出明显的特征与年代差异：松潘一侧的建筑在不断翻修，规模尺寸越来越大，风格趋于地方民族化；而平武一侧的古道沿线建筑则仍保留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比较老旧的砖木混合样式。

此外，在国家公园内外的生态移民与扶贫搬迁的冲击下，聚落的易地更新将人们抽离原始的生存环境，植入新的生活方式，过去的生活习惯与信仰难以保留，加剧了原生乡土风貌与文化符号的消失。在异地搬迁的过程中，原有聚落常被拆除并复垦为耕地，使原生特色景观基因瞬间消失殆尽。而且由于禁止砍伐树木，木料获取不易，国家公园内的小河古城等地为了修建新的安置房，村民们不惜将城墙上的庙宇拆除，导致文化传承难以延续。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　论

大熊猫国家公园在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压缩了周边居民的生计资源与活动空间范围，忽视了文化景观多样性保护，间接导致周边聚落景观多样性降低，对区域景观造成诸多影响。本研究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及周边地区的聚落景观多样性特征与演变趋势，以及自然保护区建立对聚落景观多样性的影响机制。通过分析发现，乡土聚落景观的生成一方面是对自然地貌、气候环境的适应性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该地区多民族族群关系的内生性文化回应。在自然地理特征与族群文化差异的共同影响下，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形成了中心型聚集型、无中心聚集型、散列型、散点型四大主要聚居结构类型；民居建筑形制涵盖穿斗木框架民居、石砌民居、下石上木型民居、夯土民居等多种类型。地理要素决定宏观风貌基底，民族要素作用于微观文化符号。在标志性景观、神位供奉、建筑装饰等方面，呈现出“区隔”与“融合”的多元特征。在进一步研究景观多样性演变的趋势中发现：

1）国家公园内聚落斑块呈数量锐减、规模集中趋势

一方面，生态移民政策使国家公园或原保护区内的散点聚落合并搬迁至统规统建的新村居民点或中心城镇；另一方面，国家公园对社区居民经济、生产支持有限，加之交通困难，促使人口不断迁出流向城镇与中心村，导致聚落数量锐减、规模逐渐集中。在这一过程中，大量乡土聚落缺乏长期有效的保护，逐渐衰败消亡。

2）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催生规整统一的聚居结构

为减少人类活动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保护生物多样性，普遍推行了退耕还林、易地搬迁等政策。而在易地搬迁、集中安置时，对村落建筑布局、景观风貌控制等管理不善，缺乏精细化、针对性研究与措施，促使新村聚居结构由以往因地制宜的自然有机式变为规整统一的布局方式，且居住建筑也多为标准模式。在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降低公共设施配置难度、减少搬迁安置成本的同时，也导致聚落特色消失、景观多样性降低。

3）周边地区民居多样性降低，现代化、同质化现象严重

在旅游经济驱动和新农村建设引导下，受现代建筑材料便捷、好用、低成本的驱使，加上缺乏对景观风貌的管控与合理引导，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及周边地区的乡土聚落在被动改造或主动更新中风貌逐渐变得统一。不论是羌族、藏族、回族聚落还是汉族聚落，也不论其周边环境主产木材、石材还是黄土，均变成了新农村的二层小楼，红（灰）顶白墙，整齐一致，原有乡土建筑多样性受到极大挑战。

4）保护区限制了周边地区的族群交往与文化交流

由于严格的人类活动控制与道路交通的取缔，国家公园及原保护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周边地区不同族群间的活动范围与交往频率，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聚落间的文化传播与融合演化造成影响，阻断了不同区域间的建筑工匠、建造技艺与建筑材料的流通，致使岷山东西两侧的建筑风貌朝不同方向发展。生态移民、易地搬迁、禁止伐木等政策，也间接导致大量乡土聚落与文化景观的消失，部分现存的乡土聚落与传统民居也因无法获得合适的修缮材料而逐渐消失。

4.2   讨　论

建立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非常必要，但在注重物种保护的同时兼顾聚落多样性、人文多样性也应受到足够重视。因此，立足于国家公园与文化景观协调可持续发展，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周边地区的聚落景观多样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如下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1）开展聚落景观多样性普查

未来在国家公园划定与建设的过程中，应组织专业人员对保护地及周边地区具有独特价值与意义的民族习俗、文化遗产、聚落景观等内容进行科学普查和系统研究，充分挖掘地方性的聚落景观基因，为后续聚落多样性保护与景观风貌改造提供参考依据，并在规划编制与新村建设中充分尊重民族文化特色及其价值选择，避免顾此失彼的单方面保护。

2）优化移民安置与风貌建设管理措施

在聚落景观多样性普查的基础上，细化生态移民与新村建设管控要求，充分考虑山岳河流、地形地貌、复杂小气候环境与羌、藏、回、汉融合的文化基因，合理规划聚落选址及聚落空间肌理。在民居建设与风貌管控中不搞一刀切，遵循“因地制宜、因民制宜”原则，顺应山水自然条件，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与生活传统。妥善管理旅游开发、民宿接待等容易造成风貌乱象的建设项目，引导其在地域景观基因的范围内进行设计建造。

3）科学引导传统民居有机更新

发挥乡村社区组织基层治理作用，鼓励、引导乡村聚落的有机更新，严格保护聚落景观标志物与基因标本，适度改造乡土民居，适量新增现代建筑。针对原有建筑，保留多样化的民居建筑特色，对乡土建筑适度改造以适应现代生活需要；针对新建建筑，充分延续传统民居的结构和形态特征，科学更新建筑材料与内部空间布局，形成融合地区特色与时代功能的新式民居。

4）适当保留必要的人文交流廊道，合理划定人文缓冲区

充分考虑国家公园周边区域的生存发展需要，以及少数民族的家园归属感与文化传承需求，划定合理范围的人文缓冲区，在不影响旗舰物种迁徙的情况下，适当保留必要的低干扰人文交流廊道；允许社区居民的合理流动与跨区域交流，为乡土遗产与传统民居的修缮维护提供物质与技术支持，以此增加社区居民对自然资源与地域景观的情感认同，增强其自觉保护生态资源的内生动力，实现国家公园与周边社区的健康和谐发展。